上世纪五十年代，美国心脏病学界的注意力大多放在胆固醇、血压、吸烟这些可以量化的指标上，性格被认为太软，进不了研究。旧金山的两位心脏病学家 Meyer Friedman 与 Ray Rosenman 偏偏从这里切了进去。他们注意到，来诊所看冠心病的男性病人身上有一种相似的劲头，说话快、走路快、等电梯时不停看表、对慢吞吞的人容易冒火。1959 年，两人在《美国医学会杂志》上发表了题为《特定外显行为模式与血液及心血管指标关联》的论文，把这种状态命名为 A 型行为模式[1]。
一、当时的问题与设计思路
难点在于怎么把"性格"变成可测量的东西。Friedman 与 Rosenman 的做法是把行为拆成看得见的成分，语速、进食速度、走路姿态、对排队的耐受、同时做几件事的习惯，再据此设计访谈与问卷。他们提出的核心是两组成分，一组叫时间紧迫感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，做事追求速度；另一组叫竞争与敌意，凡事要赢，对阻碍自己的人容易起敌意[1][2]。
为了验证这套划分有没有预测力，两人参与了西部合作组研究（Western Collaborative Group Study），招募三千多名中年男性，追踪八年半，按基线行为类型分组比较冠心病发病率。结果显示 A 型组的发病率约为 B 型组的两倍，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[2]。1974 年，两人合著的《A 型行为与你的心脏》出版，A 型性格这个词从此进入大众语汇。
二、分级标准的提出
早期的评定依赖结构化访谈，评定者根据语速、表情、动作和回答内容综合判断，主观成分不小。问卷版本随后出现，把行为特征转成一道道自陈题，作答者只需要回答是否符合自己。这带来的新问题是社会赞许性，谁都不太愿意承认自己爱发火、爱抢话，于是量表里普遍加入了一组测谎题，用来识别刻意美化自己的作答。
三、进入中国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国内学者编制修订出 60 题的 A 型行为类型问卷，把题目分成时间紧迫感（TH）、竞争敌意（CH）与测谎（L）三个分量表，各 25、25、10 题，采用是或否的二选一作答[3]。这个版本随后被《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》收录，在此后二十多年的冠心病行为因素研究、驾驶员与教师群体的压力调查里被反复使用[3]。
国内使用时通常把 TH 与 CH 的得分合计看总体倾向，L 量表得分过高则提示作答有掩饰，结果的参考价值要打折扣。两个分量表的落差同样有信息，有人时间紧迫感很强却不带敌意，属于自己跟自己较劲的类型；有人反过来，节奏不快但竞争心极重，这类人在人际场合的摩擦往往更多。
四、今天怎么看待它
A 型行为与冠心病的关联在后来的大样本研究里被打了折扣。九十年代的一项元分析汇总了敌意与健康的研究，结论是笼统的 A 型行为预测力有限，真正与心血管风险相关的主要是敌意与愤怒这一维度[4]。也有干预研究发现，单纯让 A 型者放慢节奏并不能降低复发率，而降低敌意的效果相对更稳定。这意味着 A 型行为更适合被当作一种压力反应风格来理解，而不是一张疾病预告单。
对个人来说，这份问卷的用处在于把"我最近很赶"这种模糊感受拆成具体条目。得分高不必紧张，倒是可以看看自己是在哪一组成分上失分，是时间永远不够用，还是跟人较劲的力气花得太多。前者可以练习给日程留白，后者更值得留意，因为它伤的不只是心脏，还有关系[4]。
参考文献
- Friedman M, Rosenman RH. Association of specific overt behavior pattern with blood and cardiovascular findings.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, 1959, 169(12): 1286-1296.
- Rosenman RH, Brand RJ, Jenkins CD, et al.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the Western Collaborative Group Study. Final follow-up experience of 8 1/2 years.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, 1975, 233(8): 872-877.
- 汪向东，王希林，马弘.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（增订版）. 北京：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，1999.
- Miller TQ, Smith TW, Turner CW, et al. A meta-analytic review of research on hostility and physical health. Psychological Bulletin, 1996, 119(2): 322-348.